來源:經濟觀察報

近期，國內部分地區出現零星疫情，其中，上海和天津兩大直轄市同時疫情再起，引起普遍關注，而天津冗長的疫情通報，也引起了社會爭議。大眾在發現天津今年多次疫情的同時，也發現，曾熟悉的天津，經濟發展也來到了一個關口。

望海潮，有起落。

自2006年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天津進入飛速發展期。十年間年均增長超過15%以上，可謂狂飆突進。漫步濱海，隱然已初具恢弘氣象。

2017年，濱海新區GDP縮水3000億之巨，天津從中國第五，成為中國第六。GDP增速僅3.6%，在十大城市中墊底。同時，當年出現了規模達5萬以上的人口流出。至2019年，據統計，天津更是排名下滑到全國第十名。GDP在上年被腰斬數千億。

以十年為期，從2009年至2019年，十年之間，天津在中國城市經濟中的排位，從第五降落到第十。發生什么了？

天津的巨大起落，表象在于經濟領域，本質就在改革領域。長期以來，天津對比沿海眾多城市，在改革領域相對滯后，2017年，到達了一個頂峰，天津最高決策層痛定思痛，決然引爆濱海GDP腰斬之雷，也埋下了決意改革的種子。

短暫的低潮滯后，天津逐步復血。2018年，天津止住頹勢，雖無法恢復此前的高速模式。但也重回增長軌道。同時，人口吸引力提升，新增人口約3萬人。

七年前，當天津仿效北京限車限房的時候，我就提出，天津不應學北京限購，而應反過來搶人。數年后，天津搶人的預言變為現實。

2018年，天津加入搶人大戰，對大學學歷的青年敞開了大門，幾天之內超過百萬人申請落戶天津，創造了城市搶人大戰的高潮。

去年夏，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宣布取消全部事業人員編制，實現全員競聘上崗，在國家新一輪改革中，天津率先一步，并且走的徹底堅決。

從崛起到低潮，再從低潮蓄力，不是輪回，而是涅槃與超越。搶人大戰也好，事業單位生猛改革也好。都凸顯了天津在新世代面臨的兩大挑戰，一是政經周期變化，天津外部環境不可測，在市場體系與政治體系中，都不是頂級，兩邊不落地，處境尷尬。二是雄安新區的崛起將沖擊天津，逼迫其深化改革。

改革風云再起，只是序幕，成為北方最開放的城市，或許是天津的最佳出路。

兩不靠：地位未至頂峰，市場未趨完善

天津的諸多方面，已經與北京看齊。當下，天津也已經實現汽車限購，外地車牌限行，事實上，雖同為直轄市，北京上海限購，雖爭議巨大，但尚有資本，天津限購，則屬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此前十年，天津持續高速發展。但是，眾所周知，天津的快速發展，主要是濱海新區帶動，而濱海新區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資，這種依靠外來和尚的發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僅對于投資依賴巨大，更不具備產業安全性。

但是，中國的政治周期，一般以十年計算，過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國家的垂青，吃了十年國家戰略的小灶。新的十年，國家戰略重心已經轉移。未來對于武漢，重慶，西安、成都等內陸區域將更為重視，長江經濟帶崛起，雄安新區崛起，粵港澳和杭州灣崛起。相信國家將投入更多，天津的資源優勢，即將被稀釋。

2017年，天津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不到1%，消費增長，不到2%。哪去了？沒有那么多新的央企大投資來撐場子了。中央不再傾斜性扶持了，國家小灶沒了。

至2018年和2019年，情況持續惡化。央企大扶持，財政大投資，政策大傾斜，時代終結。天津對此需要有高度的緊迫感。加快發展本土產業，振興民營經濟。

中國經濟的特點是，既具備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同時，政策對于經濟的影響亦很大，實行的強政府與強市場的模式，天津的尷尬之處在于，在兩套體系中，都不占優勢。

先看中國城市的政治體系。

天津雖貴為直轄市，但是身居北京之邊，政濟資源吸附能力遠不如北京，中央部級機構，集中于北京，在近100家央企中，超過80家以上的總部駐扎北京，這兩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為中國政治和經濟資源最集中的地方，具備無與倫比的吸附能力。

北京限車也好，限房也好，全國人才只能遷就北京，無他，燒香拜佛，求人求財，無法繞行。天津就不行，限車限房，別人不來也可以。可以繞行。

北京縱使門檻提高，凈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也有745.6萬，占比達到34.6%。高于天津。在市場體系中，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則比天津更有優勢。尤其是廣深，民營經濟發達，本土產業繁榮，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其獨特的魅力，令千萬人神往。

天津此前的限車限房，首先傷害的就是外地青年人才。能夠有買車能力的，主要是外來人口中的精英階層，由此，很有可能導致外來人口的精銳遷移，天津對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將進一步降低，這對天津的未來發展，將是致命的傷害。

五年前，北京限車限房，天津就應該搶北京的人，與北京實行差異化發展戰略。抓住北京在汽車和住房方面限購的時機，加大開放力度，爭取將北京的部分外流人才，吸引到天津來。

天津現在才開始搶人，雖然是亡羊補牢，為時不晚，但是，已經錯過了最好時機。若五年前就開始布局，效果更好，而且是搶的是頂尖人才，而不是準一流人才。搶人只是開始，開放車牌，開放房市，必然緊隨其后。

雄安攪動，天津未來四大變局

一片草原，兩頭雄獅，引人遐想。

同處京津冀，雄安新區對天津的沖擊非常直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央企等公共資源和經濟資源被分流

濱海新區的崛起，央企的投資功不可沒。很多央企未來將會投資雄安，若央企未來對

濱海新區的支持力度減弱，將大大削弱其競爭力，對天津沖擊巨大。

2、高新產業的競爭

中央賦予雄安新區的七大任務中的第三條，就是發展高新產業。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為中國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布局中，天津被賦予了重點發展高新產業的使命。

3、沖擊天津經濟地位

雄安新區對天津經濟地位的沖擊，具體表象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總量以及天津在中國城市中的排位。未來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資源，特別是央企的分流，將使其此前高速發展所依賴的權力和市場資源削弱。

二是金融資源。2019年，天津本外幣存款余額為31788.1億元，排名全國第10，未來，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機構，將沖擊北京和天津，削弱其金融資源。

利弊相隨，利大于弊。新的時代也為天津帶來了四大機遇。

1、做大京津冀，提升整體競爭實力，構建國家競爭均勢

雄安新區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增長極。

2019年，長三角的GDP總和超過23萬億，而京津冀GDP總和只有8萬億多，且內部發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獨大并且造成了周邊廣泛的燈下黑。

京津冀坐大，可以改變中國經濟南強北弱的格局，縮小南北差距。未來東北振興，華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為依托。在此過程中，天津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2、重塑京津定位，天津經濟自由度加大

京津雖并稱直轄市，但是，在政治地位和市場兩大資源的擁有方面，天津難望北京項背。客觀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亂。

此前北京兼備華盛頓和紐約的功能，雄安新區建成后，北京只保留政治、文化、科技創新中心等四大定位。“大紐約”將另有其人。去掉了經濟中心，意味深長。

雄安未來將疏解北京的央企，醫院，高校，銀行等資源，公共資源被削弱后，北京對于人才與市場資源的強制性驅動力也減弱，天津的重要性將相對上升，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領域，自由度更大。

3、產業協同重朔天津，將河北變為天津戰略腹地

雄安新區的設立，將使天津與河北之間的產業協同，發揮更大效力。

雖然在高端產業領域，雄安與天津有部分競爭，但是總體而言，天津與河北的互補性更強。2018年，河北的人均GDP為4.78萬元，天津的人均GDP在12萬元。是河北省2.5倍。2019年略有收窄，但差距仍很大。落差產生梯度，天津與河北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其在消費結構，產業結構方面，均有強大的互補性。

此前，因為北京的強大行政資源，河北不得不圍繞北京，北京強制性資源被疏解后，天津的產業優勢，才可以發揮最大效用。天津需要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和產業優勢，將河北變化最大的戰略腹地。

4、百川歸海天津港

等邊三角，互為依靠。京津雄三地是100km的等邊三角形，在高鐵半小時輻射范圍內，一般的火車客運或者汽車，也在大約一個小時左右。未來，隨著京津冀經濟圈的迅速成長，無論是北京還是雄安，或者是河北其它城市，天津港是不錯的選擇。

成為北方開放之城

前有深圳，后有雄安，改革競爭，你追我趕。未來，天津突圍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開放之城。天津自貿區是上海自貿區之后的全國第二大自貿區，未來應該成為改革的抓手。

在未來，天津改革有三大機會。

第一個機會，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紅利。

珠三角和長三角仍在前列，天津需承認這種差距，并奮力追趕，發揮后發優勢；同時，天津還需有全球眼光，借自貿區加快與世界接軌。

第二個機會，是善用成本優勢，成為京津冀改革的先鋒。

天津改革成本相對比較低。在其他地方構筑戶籍壁壘，人才壁壘，進行各種限制的時候，天津可抓緊時機爭搶部分北京等地的分流人才。還有制度優勢，以車牌管制為例，天津不要限牌，而是向全國全面開放，天津應有這樣的氣度與遠見。

2018年，天津發動搶人大戰，不少人才就從北京以及全國而來，成效初顯。2019年，天津人口仍增長2.3萬。

天津既有直轄市的便利，又不似北京那樣有作為首都的無奈與約束，在改革領域更具靈活性，應該成為京津冀的表率。

第三個機會，是在改革遍地開花的時代里，實現局部領域的領先。

改革早期，中國實行的非均衡的發展戰略，改革領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區試驗，再進行全國推廣。改革中期以后，一個新的現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內陸，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醫保改革領域，率先改革和最徹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內陸的陜西神木。改革的分散化的必然結果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為局部改革的先鋒，天津應有闖將精神。

自貿區無論成敗，都將吹響天津改革的號角，未來，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開放和博大的城市，這才是天津最大的機會。

未來，天津需要在三個領域實現突破。

一是經濟發展模式。

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能夠獲得權力體系的垂青與暫時照顧，但是，此前依靠大項目，主要依靠國企的模式，并沒有帶來民富，而且這種發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旦天津的公共資源優勢被稀釋，震動必然巨大。天津對此需要有高度的緊迫感。加快發展本土產業，振興民營經濟。釋放市場活力，對沖公共資源優勢被稀釋的影響。

二是完善市場體系和推動創新

自貿區只是破局契機，不是全部。天津需要建立長久而穩定的商業環境，并且激發市場活力。在簡政放權，完善法治，鼓勵創新方面，深入推進。

三是社會領域的改革

以人均GDP而言，天津已經達到了全球發達城市的標準，具備了從經濟轉型導向社會轉型、進行全面改革的基礎。未來在減少貧富差距，擴大公平，實現民富，振興民權，社會治理創新等方面，可進行廣泛的布局與嘗試。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直轄市是改革先鋒，不是既得利益堡壘，需要富有活力、多元、開放和寬松的社會氛圍。天津本次在事業單位方面的徹底改革，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大幕拉開，天津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