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搜狐科技 | 梁昌均

“人臉識別在短短兩三年內大范圍應用，跟資本推動有很大關系，企業也有套現上市的動力，是最為積極的力量?！苯?，在搜狐科技主辦的《中國創新公司100》第三期沙龍上，清華大學法學院長聘教授勞東燕在談到人臉識別快速發展的原因時說到。

她表示，社會管理尤其是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推動加快了人臉識別的普及應用。與此同時，各方大大低估了人臉識別帶來的風險，使得其在推廣的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很小，不僅是輿論阻力小，在法律層面遇到的挑戰也比較小。

勞東燕認為，人臉識別在近些年有泛濫成災的趨勢，但目前法律還是把重心放在人臉信息和個人信息的非法收集方面，對濫用問題關注不夠。如果從法律層面來講，不合法、不正當或不必要的使用，就是濫用。

她進一步解釋稱，不合法是指違反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不正當主要是指歧視性使用，比如對不同種族或民族等實行不平等對待，以及商業場景中的宰熟等。不必要則是指有其他更為緩和或溫和的手段可實現相同目的而使用人臉識別，比如將人臉識別引入到學校、商場等場景，其實就缺乏必要性。

清華大學法學院長聘教授勞東燕

人臉識別主要“便利”技術使用方而非用戶

目前，推廣人臉識別常常宣稱的兩大主要理由，一個是便利，一個是安全。勞東燕認為，這兩個理由都不成立。

就便利的因素來說，除人臉識別之外，有些場景完全可以采取其它比較緩和的手段，同樣能夠實現便利的需要。同時，人臉識別的可靠性比較差，容易被冒用或偽造，受深度偽造技術的影響。這種情形之下，凡是安保級別比較高的場景，比如金融場景中一定不會只用人臉衰別，同時還需要加上其它身份信息的認證。

“從這個角度來講，人臉識別所帶來的便利，并沒有像大家想象得那么美好。尤其是，所謂的便利，很大程度上不是對一般大眾來講，而是主要給企業、產業界、相關部門帶來商業或管理方面的便利?！眲跂|燕說。

就安全的理由來說，勞東燕表示，人臉識別技術本身就會帶來一系列安全方面的風險。普及人臉識別原本是用來預防違法犯罪，是為了所謂的安全，但收集大量守法公民的人臉信息，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泄露與濫用的問題，那么用來預防違法犯罪的手段本身可能會帶來更多的違法犯罪。現實中出現的情形包括，使用人臉信息騙取房產，冒用他人身份開設賬戶并用于騙取貸款或洗錢，將他人的人臉用于淫穢色情等視頻，以及買賣人臉數據的黑產等。

她預測，目前包括人臉數據在內的利用個人信息進行精準詐騙等犯罪的浪潮才剛到來，犯罪的高潮還在后面，尤其是這種多中心的信息收集模式，一定會到處暴雷，因為信息泄露與買賣的情況相當常見。

另外，人臉識別技術的風險還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歧視性風險，如宰熟客，不同種族或民族的人在被識別后可能會受到不公平或有形無形的歧視性對待。二是難以有效救濟的風險。人臉信息一旦被泄漏或濫用，就是長久性的，依靠法律也難以進行有效救濟，相應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恢復。三是成為透明人而被操縱的風險。比如消費者現在很多時候實際上是被決定，相關企業只要拿了足夠多的數據，就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個人實際上就被操縱了。

“人臉識別為什么開始為公眾所關注？就是因為這些風險已經廣泛出現了?！眲跂|燕表示，人工智能是時代所需，但人臉識別不等同于人工智能，需要對技術進行理性的分析。就像基因編輯嬰兒技術不等于生物技術一樣，我國現行刑法全面禁止基因編輯嬰兒，就是因為這種生物技術帶來的風險太大。人臉識別技術固然有帶來產業性利益，但相比之下，帶來的社會性風險更大，而技術上根本難以解決相應的社會性風險，更難以對個人生物信息的安全提供基本的保障。

因此，勞東燕表示，對推廣人臉識別技術應當持謹慎態度，要綜合考慮給整個社會、行業帶來的利弊，且這種利弊衡量不能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圍內進行，尤其是要注意到人臉識別所帶來的諸多社會性風險。以技術發展或經濟發展為名，不適當地推廣人臉識別，就等于是產業界把主要的收益歸自己所有，而將相應的社會性風險推給一般公眾來承擔。

她進一步提到，人臉識別的發展，普通用戶或消費者能有所獲益，但肯定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技術的開發方、收集方和使用方才是。但在濫用之后，所帶來的社會性風險并不是由他們來承擔，而是由被收集的一方來承擔。并且，這些風險很難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而企業把風險主要轉嫁給了作為用戶的個人，這對社會公眾來說并不公平。

“從這個角度來講，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框架在未來一定會把主要義務放在信息收集或處理者這邊?！眲跂|燕說。實際上，最近一兩年，國家相關部門先后出臺包括人臉信息等在內的個人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方面的法律規定，這些規定的重心之一就是對企業在信息收集、存儲、處理等方面進行規范。

用戶有知情同意權，企業需盡到告知義務

此前，人臉識別采集區域在后臺比用戶在前端屏幕上看到的范圍更多引發熱議，而服務商并沒有任何提醒。對此，勞東燕就提到，用戶有知情同意權，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以后，企業對一般個人信息需要盡到告知義務，包括收集范圍和使用目的等，且對人臉等敏感信息，企業的告知義務比一般的個人信息要更高，會有其它額外要求，如可能產生的相應風險和影響等。

勞東燕認為，未來科技企業會負有較高的合規義務，如果在數據收集、處理等方面沒有符合相關規定，企業會面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等三個層面的法律風險。

今年7月底最高法發布的《關于審理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處理個人信息相關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就屬于民事責任范疇。勞東燕提到，其中最大的亮點在于舉證責任的規定，有八種情形（如下圖）直接認定企業一方有過錯，存在侵犯自然人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效地減輕了個人的舉證責任，而以前個人很難舉證企業存在不告而取和濫用的行為。

她介紹稱，即將在今年11月1日實施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規定的法律責任屬于行政責任，如果企業在搜集或者處理數據的環節過程中存在侵權或存在違規違法行為，主管部門可以進行行政處罰，對企業主體和相關責任人的處罰都進行了規定。

勞東燕還提醒到，如果不經同意而獲取包括人臉信息在內的個人信息，企業與相關責任人員可能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的非法獲取，在刑法上也會面臨被追責的風險。若相關數據達到司法解釋所規定的量，就可以成立犯罪。

不過，勞東燕表示，目前人臉識別上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框架。她建議，可以考慮引入特別許可制度，嚴格限定適用場景，在收集的前端進行限制，同時對相關企業或相關部門應該有技術資質與其它資質方面的要求。在這種規制框架之下，允許一些場景當中有資質的單位來進行收集和使用，可以減少風險，同時能夠顧及到這個產業的利益和發展。

她還表示，治理人臉識別泄露與濫用，除了法律手段之外，也需要借助技術和行業自律的力量，可以考慮建立集中的數據存儲中心，盡量規避容易暴雷的多頭收集，同時科技企業未來也需要更加重視數據處理方面的合規要求。

對于普通大眾來說，勞東燕建議，個人要積極表達自己的訴求與主張，勇于對不當收集自身個人信息的行為說不，并積極進行取證，可能的話，借助訴訟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去年3月，勞東燕曾反對所在小區安裝人臉識別門禁，隨后她在與各方協商后，街道同意業主可在門禁卡、刷手機、人臉識別三種方式中自愿選擇。在而在前述最高法發布的規定中，就明確提到了物業不得把人臉識別作為社區出入的唯一驗證方式。

“如果有很多人都這樣去做，一定會倒逼企業和相關部門，在收集處理數據方面更加注意合規方面的要求，這有利于讓數據經濟往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共贏的局面。”勞東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