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極晝/鄒帥

摘要：到定點海域了，船上響起三聲汽笛的長鳴。家屬們陸續把骨灰裝進降解罐投入海中，有些手在空中舉了許久，才放下，降解罐落在水里，揚起水花。船長說，三聲長鳴本是代表船上有人落水需要急救。投下骨灰，也代表船上少了人。

那是個高25公分，外側直徑25公分的雪白罐子，形狀是蓮花，用來表達佛教“腳踏蓮花，駕鶴歸西”之意。材質是陶土，高嶺土和海泥，是可降解的材質，人體的骨灰屬無機物碳酸鈣，無毒無害，不會引起水質污染。降解罐沉入海底，兩三天后徹底溶解，與大海混為一體。

海葬的宣傳里有時會說，海是連通的，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見到大海，就像見到了親人。但真正能做出這樣浪漫抉擇的，往往是那些生前就迷戀大海的人。

更多選擇海葬的人是出于無奈。哭得最傷心的，往往是送別自己的子女。他們生命短暫，走在白發人之前，按照習俗無法進入祖墳。還有窮困的人，他們一生都未曾體面過，參加一場集體海葬，政府補貼過后，幾乎不用花一分錢。由此，海葬仿佛天然就帶有更隱晦而悲情的色彩。

在大連，陳琦做了40年船長，和家人一起從事海葬也有二十多年。他沒有算過一共送別過多少人，最近每年從船上拋灑入海的骨灰有七八千具。

陳琦的海船注定要承載禁忌、眼淚與悲傷。甚至，變成日常的一部分。他們每天吃飯的桌子，就是家屬日復一日傾倒骨灰的地方。那些送葬人的悲痛，大海也不能消融，經年累月，卻意外地在這些海葬從業者身上得到了些許撫慰。

外界對葬禮從業者始終保持著古老的敵意。他們不斷被驅逐，從一個碼頭到另一個碼頭。就在不久前，他們又被附近海景樓盤的開發商投訴舉報了。

海鷗、降解罐和鮮花。鄒帥攝

一場集體海葬

9月末，在清冷的海風中，李金華，楊麗夫婦互相攙扶著，顫巍巍走進了船。一個人拿著沉重的行李包，另一位抱著手提袋，里面是緊緊包裹的骨灰。兩位老人坐在最后一排，沉默嚴肅，和其他人不同，看不出他們有悲傷的神色。

前一天，他們和另外一百多位家屬，攜帶骨灰，從鞍山坐了四個小時大巴來到大連。次日，他們來到大連海葬服務中心，來參加鞍山市民政局舉辦的集體海葬。如果報名，民政局會提供包括葬禮、路費、住宿在內的補貼，家屬幾乎沒有花銷。但只能有3個人登船，超過的話需要加錢。

碼頭上擺放著鮮花，以及鞍山市民政局集體海葬的橫幅。鄒帥攝

十分鐘后，馬達響起，船緩緩駛出大連港。船艙里坐滿了人，船頭像陸上葬禮一樣擺放著鮮花和祭品。不同的是，最前面的紙板上陳列著幾十位逝者的名字，顯示這個分別的時刻不獨屬于某一個人。

“再次提醒大家，檢查下有沒有帶上親人的骨灰。”幾秒鐘后，葬禮司儀李冬蘭打開了麥克風，已經重復了上百次的悼念詞再說起時，依然緩慢而克制。“鞍山市民政局骨灰安葬儀式，現在開始”，李冬蘭向前鞠躬，“請全體家屬起立，脫帽，向我們已故的家屬默哀。”

過去幾年，她幾乎每個月都會主持十幾場這樣的海上公葬。那些話語早已熟稔，唯一變化的，是民政局前的城市名。

有時是鐵嶺，有時是哈爾濱、沈陽，大連等等。因為疫情的緣故，從9月開始，船上才恢復舉行葬禮。前一天晚上，李冬蘭以為自己早就忘光了，沒想到那些字一個一個地自己蹦出來，壓根不需要回想。

“今天我們懷著非常悲痛的心情，與我們的親人做最后的告別，如果有來世，我們還是親人，我們還是朋友，我們還是你的兒女，我們還是一家人，請記住，這是我們的約定。”

李金華夫婦還是沒有什么表情變化。他打開了手機，想要錄制視頻，但是年邁的他不太懂操作，只好向周圍的陌生年輕人詢問。他們前排的王蘭已經忍不住開始發出啜泣和低語，哭倒在一旁的丈夫身邊，她手里握住的是4歲小孫子的骨灰罐。

王蘭說，孩子從出生時就帶著嚴重的疾病，身體一直很差。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母在外打工，也沒有時間怎么管他。王蘭夫婦一直細心照顧著他，前不久他還是沒能挺過去。

按照當地的風俗，家里的長輩沒有過世，孩子是沒有辦法葬入祖墳的。拘于風俗，海葬，是這類家庭比較理想的選擇。更何況，家里也沒有錢來另買一塊墓地。

船長陳琦在對艙內參加集體海葬的家屬講話。鄒帥攝

船漸漸駛近了規定投放骨灰的海域。這條路線，船長陳琦已經行駛了幾千次。家屬們離開船艙，在甲板的桌子上、地上或者樓梯找到一小塊位置，開始把攜帶的骨灰倒進降解罐。

哀樂在船上回響，伴隨著或高或低的啜泣。在三三兩兩的人群中，一個雙眼通紅，緊緊戴著口罩的女生在低頭傾倒骨灰。身邊沒有人陪伴。她愿意向外吐露的信息不多，只知道去世的是她病故的父親，50多歲，一個人把她撫養長大。

直到現在，她也沒有真的確定，父親臨終前說想要海葬，是想給她省錢，還是真的那么喜歡大海。面對投放區域，船上的人集體三鞠躬，隨后緩緩繞行三圈。送行的人將手里的花瓣和五谷拋灑下去，說著別離與祝愿的話，降解罐的周圍飛來三三兩兩的海鷗。李冬蘭說很多家屬都特別喜歡海鷗，他們覺得陪伴親人最多的，就是這類海鳥。每次來祭奠，都會買餅干來喂它們。

手中的降解罐投放出去了，李金華和楊麗還沒有什么情緒的變化，甚至指著遠方的海灘說,那里是昨晚散步的地方，仿佛送別的，是自己一位遠方的故友。

幾分鐘后，船開始返航，家屬們離拋灑骨灰的地方越來越遠。微風從海面吹過，花瓣隨著波紋搖搖晃晃，降解罐漸漸地變成了小白點。

李金華突然蹲了下去，埋在膝蓋上的頭越來越低，快要挨到地面。而楊麗的情緒也在那一刻失控，她一邊哭一邊喊：“兒啊，媽把你葬在你最喜歡的大海里了，可是媽媽再也見不到你了……”

李金華三十多歲的獨子已經去世幾個月了，是車禍。這對年邁的夫婦猶豫了許久，不舍得把他海葬，骨灰也已在殯儀館存放一段時間。但最后，他們還是遵從了兒子一直就有的愿望。楊麗說，兒子本來就快要結婚了。女朋友也想來參加葬禮，但她家里一直不同意。

幾個月里，他們哭泣很多次，心里已經接受兒子離開的事實。當葬禮結束，船的返程意味著幾個月的送別也行將結束。一種永別的真切感劇烈地涌來：兒子消失了，甚至連告別也全部結束了。兩人的余生該怎么過呢。楊麗對著大海說話，直到船靠岸也沒有停止。

家屬們望著已經拋下的降解罐。鄒帥攝

被驅逐的事業

這樣的故事，經年累月地在船上發生著。陳琦認為選擇海葬的一般有三種人。迷戀大海的人，家庭窮困以及無法葬入祖墳的人。他們并不獨立存在，時常在一個人身上交織。

陳琦今年64歲，是土生土長的大連人。80年代初他從當地一家國企辭職下海，賣了房子買了條船，正式開始做船長。他對大海有情結，小時候推開房間的窗戶就能看到海，游泳也是在海上學會的，陳琦覺得親切。

一開始帶游客打漁，做旅游，辛苦但也能賺點錢。到了1997年，政府開始提倡海葬，但大連民政局既找不到愿意做的家屬，也找不到船。登報，上電視，折騰了一段時間終于找到一些散客，但又問了一圈，還是沒有船長愿意接單。陳琦有個朋友在民政局，第二次來游說他幫忙。那會兒旅游業務不太景氣，他又不忌諱這些事情，覺得做幾單也沒什么大礙，就同意了。陳琦回想起第一次做海葬的時候，什么儀式都沒有，甚至上了船之后，家屬們還打了一架。從外地趕來的大哥還是不同意海葬，覺得太不莊重，像在過家家。

那會兒也沒有降解罐，到了指定的地方，家屬解開布袋就往下拋，風刮起來，骨灰灑人一臉。“有些挫骨揚灰的味道”，陳琦感嘆。但他沒想到的是，做了海葬，旅游就沒法再搞了。人們對葬禮有忌諱，更何況是在海上，平時游客都會擔心安全。游客少了，陳琦只好降價，很快遭到其他船長的反擊，他們說：“他們可是拉死人的，當然便宜，你敢不敢坐？”

64歲的船長陳琦在碼頭上。鄒帥攝

沒辦法回去了，陳琦就繼續做海葬。仿佛做虧心事一樣，那些年他們都盡量在一大早出發，省得被更多人看到。那個時候返程的地點在公園，回來又會遇到三三兩兩晨練的人。他們也覺得晦氣，翻白眼是常有的事情。

公園很快就待不下去了，晨練的人時常投訴舉報，說他們影響大家心情。搬到另一個碼頭，不久后一所海事類高校說這里是教學用的，他們在這里不合適。陳琦又來到一個商業港，過了一段時間，老板說，你們走吧，我們還是想做點吉利的事情。

類似的事情不斷上演，他們重復著遷徙然后被趕走的命運。至今，陳琦不諱言，他對當初入錯行有后悔。土地資源的日益稀缺，環保的普遍需求，以及社會觀念的變化，給了海葬發展的機會。2012年，遼寧省政府想大力推廣海葬，深入殯葬改革，省民政廳出臺了新的政策，各地政府開始對集體海葬進行政策補貼。陳琦一家，也被安排到了現在所在的大連港。

此前，每年來海葬的人數在緩慢地爬坡，從幾十到幾百，最多的時候也就剛過千人。那會兒也不是各地民政局來組織，省里需要把愿意做海葬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才能湊夠一船，送到陳琦這里。

從2012年開始，參與者人數激增，陳琦創辦的大連海葬服務中心也漸漸發展成全國最大的海葬組織之一，漸漸地，團隊有了二十幾個人。據大連本地媒體報道，自1997年大連在國內率先開展海葬以來，截至2019年，大連先后有1.3萬余名逝者骨灰撒入大海，累計節約土地資源近5.2萬平方米。

如今，一年四季，除了春節那天，陳琦都有可能出海。遼寧省八個市的集體海葬之外，還有從全國各地自己趕來的家屬，遠至四川、廣東。他們帶著骨灰，日夜兼程，一大早來為親人舉辦葬禮。

葬禮結束，載著家屬歸來的海葬船。鄒帥攝

難以旁觀

與丈夫陳琦的大海情結不同，李冬蘭暈船，待不了幾分鐘就想吐，輕易不來船上。最初的幾年，陳琦一直把在做海葬的事情瞞著她，怕她無法接受。

直到有一天，葬禮結束后家屬反復對陳琦致謝，他才恍惚意識到，自己做的至少是件好事，于是回家后就告訴了李冬蘭。她也沒有特別大的反應，只是念叨了幾句，怎么要搞這個。船上人手不夠，一開始就三四個人，李冬蘭只好經常來幫忙。她也不像陳琦一樣毫無忌諱，骨灰是完全不想碰的，她也不情愿去打掃家屬留下的垃圾。但實在太忙的時候，李冬蘭也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做。

陳琦的兒子陳金，也在船上工作。他畢業后做過廚師，做過導游，對海葬沒有太感興趣。也是因為船上事情太多，他抱著來幫幫忙的心態，結果一做就是十幾年。

日子久了，好像什么都變得無所謂了。現在她們每天就在船頭甲板的長桌上吃飯，那里也是家屬們日復一日傾倒骨灰的地方。撒漏是常有的事情，但擦掉也就過了。“都是為了生活罷了”，李冬蘭說。

船員們吃飯的桌子，也是家屬傾倒骨灰的地方之一。鄒帥攝

忙起來的時候她們就住在船上，時常疲憊，一開始總被晃醒，后來也習慣了，最大的痛苦就是情緒難以控制。家屬哭，李冬蘭也跟著哭，有的時候別人都下船回家了，她還陷在情緒里走不出來。

哭得最傷心的一次是接待一對剛剛失去兒子的夫婦，母親根本走不動路，需要背著才能下船。她的兒子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沒幾天，跳樓自殺了，原因是女朋友和他分手了。

李冬蘭無法接受這樣的殉情故事，她一邊哭一邊在心里罵，“坑不坑爹啊”。結束后又想起自己的老母親，覺得無論如何不能讓她承受這樣的痛苦。

陳琦說自己沒有哭過，最初的年頭里時常覺得被打動，但看得太多了，多少有些麻木。但李冬蘭做不到，即便是現在，她也總是忍不住掉眼淚。她常嘆氣，覺得自己做這行至少得少活十年。

見到有個男人連續幾年帶著孩子來祭祀老婆，她又感動了。孩子穿的有些破舊，男人提著在家做好的飯，坐著公交車趕過來，明顯條件不好。李冬蘭不收他買花的錢，需要什么也都免費拿給他。每年祭祀的時候，李冬蘭都讓他提前上船對著海面說幾句話，然后把東西留下，等到出海的時候她替對方拋灑。這樣他也不用掏出海費了。

陳琦有時候忍不住提醒，“這花咱們也是花了錢的”。李冬蘭是被帶著走上做海葬的路，她沒得選，但似乎她又成為了陷得最深的那一個。總有家屬來年祭祀的時候給她帶禮物，有時是水果，有時是大包大包的特產。船上現在有20多個員工，總是只有她有。有時，陳琦和其他船員也開玩笑地表示不滿和嫉妒。

李冬蘭也經常覺得錯愕，不是每個送禮物的人她都記得。有的可能就是當時陪對方聊了幾句，遞了瓶水。在那個脆弱的特殊時刻，一點點不經意的安慰，或許就能在對方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記。

海也無法安慰的部分

大海寬廣，也難撫平生者的傷痛和思念。連著五六年，嚴冬雪一家都在清明節那天，從內蒙古驅車1000多公里來到大連祭祀。船早上7點鐘出海，她們前一天下午就會出發，路上十幾個小時不停歇。害怕會遲到，路趕得急，每次早上五六點鐘，她們就在船下面等著，一臉的憔悴。

李冬蘭去年忍不住勸，別來了吧。那么辛苦，我替你們祭祀。都多少年了，還走不出來？但對方還是來了。

家屬望向海面。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她記得那個13歲小女孩的葬禮，嚴冬雪沒有為女兒選擇集體海葬，而是單獨包了一艘小船。她和丈夫都是公務員，家境原本不錯，但孩子先天心臟病，為她治病幾乎掏空了整個家庭。

已經沒有錢買什么奢侈的東西了，只有滿船的鮮花，公主裙，還有各種各樣李冬蘭壓根沒有見過的小零食。即便是這些，也是小女孩生前沒怎么買過的東西。她不舍得花錢。嚴冬雪想起來去游樂園的時候，問女兒坐不坐旋轉木馬，她回答說不想。買冰淇淋也攔著，說不喜歡吃。雖然只有13歲，但她已經懂事得讓母親心痛。

李冬蘭也不敢多問，說什么她就聽著，偶爾安慰幾句，你們還年輕，可以再生。但嚴冬雪總是很疲憊地回答，我都40多了，夠嗆吧。

后來嚴冬雪在家里找到一本女兒生前的日記，上面零零碎碎的記錄著一些日常，還有“媽媽，我好愛你”。她崩潰了，像珍寶一樣拿著，每天翻看，睡覺的時候也抱在懷里。

李冬蘭忍不住對她丈夫說，最好把日記處理掉，不然她太難走出來了。但嚴冬雪怎么都不同意。成為葬禮的司儀后，李冬蘭和家屬的聯系更多了。她本是不愛拋頭露面的人，也從不愿意讓來訪的記者拍照。一開始的葬禮主持是陳琦，但忙不過來了，他就假裝生病嗓子啞，逼著李冬蘭出場。沒想到做了一兩次之后，就換不回來了。

陳琦說，家屬需要一個有些年長的，溫柔的司儀，她們覺得放心。總有人在結束后來加李冬蘭微信，后來她干脆就打出來貼在船上，反正之后的祭祀等活動，也需要再聯系。

不知不覺她的微信上居然加了3445個人，其中只有不到10個，是她身邊的親朋好友。還有很多不會用微信的家屬，號碼存在手機通訊錄里。

李冬蘭再也離不開手機了，咨詢的人，想要來祭祀的人，還有向她傾訴痛苦的人，一會兒不看就滿屏的小紅點。她怕對方著急，趕上飯點也會先回信息。“對別人來說，都是天大的事”。

陳琦發現，時間久了，她漸漸地成為了家屬的一個傾訴渠道。有些人走不出來，也不愿意對家人說，怕她們擔心。對不熟的人，她們更是把自己的傷痛裹得緊緊的，一句也不想透露。

但這些做海葬的人仿佛得到了豁免權，尤其是李冬蘭。

她時常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五十多歲，丈夫去世了。有時是在半夜快十二點的時候。接通后對方也不說話，就是先沉默。聯系的家屬太多了，李冬蘭沒有做備注，但每次見對方半天不吭聲，就知道是她。還有個失獨的母親，總是在情緒失控的時候給李冬蘭發來大段大段的語音，講女兒的從前，講自己的心痛。更多的時候，李冬蘭就只是聽著，很少說話。她也會勸對方多去旅行，散散心。于是，到很久之后，她都經常收到那個姐妹發來的旅行照片，以及時不時的早安、晚安。

船員張程遇到的情況和李冬蘭類似，卻又不同。他三十出頭，講話耐心溫柔。有外地來的家屬，不管多遠，他有空就開車去接。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很容易就把他當成一個投射，他也樂得接下話茬，“那就當我是你干兒子吧，下次來我帶你去吃飯”。

親屬向逝者骨灰作最后的告別。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每次見他和家屬傾談，同事們都會說他又多了個干媽。聽得多了，張程覺得那些故事都有些相似，走不出的基本都是失去孩子的人。但每一個又都有著各自的不幸。看多了這樣的事情，他們也沒有那么在意死亡了。但更想在活著的時候，好好活。

虛實之間

能對外分享經歷的，往往是那些遵循了家里老人愿望，真心選擇海葬的家屬。

過去的三年，王雨含每年清明都會和家人來到海邊祭祀父親王成。她們不會刻意地選擇哪一片海，也不再登船出海。她覺得，只要有海，父親仿佛就在身邊。

王成去世時70多歲，年輕時曾是一名飛行員。每次開著飛機路過海面時，他都覺得很夢幻，仿佛天與海互相勾連。后來他得了癌癥，在人生的最后時期，向子女提出了海葬的要求。王雨含說，父親其實還有另外的想法。他想到自己這些年祭祀，也就是到自己的祖父一輩，再往上的他也沒有去過了。他不想麻煩子女，也不想自己的墳墓在未來無人記得。

家人們在一起開會商量，母親原本是不同意的，但最后還是經不住王成的反復懇求。他是個愛節約的人，即便家里條件不錯，最終王雨含為他選擇的也是一場集體葬禮。

每年到了清明，都會有媒體來到陳琦的船上。他們拍下藍天、海鷗，大海，降解罐，還有肅穆的人群。在評論里，年輕人最常見的字眼是美好、浪漫和感動。

家屬向海中拋灑鮮花。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時代看似在轟隆隆地前進，距離上一次被驅趕也過去了8年。在陳琦覺得稍微安心的時候，兩個月前，船上突然來了幾位民政局的工作人員。

他才知道，旁邊有個商住兩用的樓，開盤銷售一直不好，房子賣不出去。老板覺得是他們做海葬影響了風水，向12315投訴舉報了好幾次。工商局又轉給了民政局。

好在，工作人員調查了一番之后發現，陳琦的證件顯示他們來到這里的時間是2012年，而那個樓盤是之后才開發的。如果要說陳琦他們有什么責任，未免有些牽強。對方好像也接受了這件事情，那天之后便沒有了動靜。

事情解決得順利，但陳琦也會想，如果不是剛好自己先來，又得有多少麻煩？對殯葬的忌諱是一個普遍的心理。也正因如此，到現在李冬蘭也沒告訴幾個人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她情況的同學、朋友，加起來一共也就三四個。

難以改變的，還有人們最終的選擇。肖凡是土生土長的大連人，她記得，從小時候開始就經常聽到這兩個字。父母也經常會開玩笑說，等我們百年之后，也要海葬。但有一天她真的認真和父母聊起海葬的事情時，父親不解地說道：“還真的有人會海葬啊？”

這與陳琦的觀察類似。他說，雖然近年來海葬的人變多了，但全國來講也只占火化總人數的1%左右。每年他們經手的七八千例葬禮中，大約只有一千是大連本地的，還沒有周邊的一些城市多。“大連經濟好，窮人相對少一些嘛”。會來海葬的大多還是兩個極端，對大海有超越性情結的，或者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而更為廣泛的普通人，盡管對海葬有羨慕與好奇，但礙于觀念以及種種人情世故，最終并不會是他們的選擇。

陳琦一直在思考，怎樣讓更多的人接受。他的想法是，讓葬禮更有儀式感，辦得體面，走得也有尊嚴。他們這些年陸陸續續有了4只船，可以選擇集體葬禮，也可以私人包船，去更遠的海域，隨自己的喜好來裝扮。想辦得奢侈，他們甚至可以去租豪華郵輪。

不過，幾千年來“入土為安”、“厚葬”、“孝道”等觀念依然是主流。幾年前，陳琦的父親去世了。盡管已經耳濡目染了這么多年，但他還是想葬在自家的祖墳里。陳琦和陳金都尊重他的意見，一句也沒有勸。

但對于自己，陳琦早就想好了。他想葬在海里，把骨灰嵌在環保水泥制成的人工礁石中，再刻上自己的名字。而李冬蘭的想法，是在日復一日的眼淚里漸漸形成的。她說，“下去的話，得有多少人認識我，我覺得挺好。”

陳琦在船艙臥室里，這也是他們經常過夜的地方。鄒帥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