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網?

5月28日，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涉港國安立法決定。對中國涉港國安立法，美國一些政客連日來不斷叫囂要采取制裁措施，這也讓國際輿論擔心香港未來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金融挑戰，開始熱議“香港還能不能保住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港區國安法勢在必行，美國制裁也如箭在弦。香港本是金融市場‘安全屋’，現在卻變為‘熱戰地’。”一些香港媒體做出這樣的預測。相比而言，接受《環球時報》采訪的香港及國際金融界人士都很樂觀，甚至有人還認為，歷經風雨的香港，其金融地位已“大而不能倒”。大家的共識是，對美國來說，其在港利益巨大，若出招將陷兩難，甚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香港是中國的“全球資本之窗”

歐洲新聞電視臺今年1月27日報道稱，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有超過160家銀行機構和相同數量保險公司的香港名列第三，僅次于紐約和倫敦。更重要的是，香港背靠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巨大市場。全球約70%的人民幣跨境支付均經香港支付系統處理。近幾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建設，都讓香港經濟有了更大擴展的空間。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可替代”。英國《金融時報》認為，除法律保障外，香港還具備許多不可或缺的因素，如較低的稅費、資本的自由流入和流出、輕松兌換貨幣，以及擁有大量會計、律師和其他中介服務等。

來自德國漢諾威的斯迪爾肯是德國一家金融集團駐香港公司的部門主管，他認為，香港的金融市場完全向外國投資者開放。他對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也很滿意，每個周末都和家人去看海或去郊野公園游玩。斯迪爾肯表示，盡管最近幾年的風波對德企影響不大，但有損香港的國際形象。他相信，贏得過香港金融保衛戰、擁有抗壓能力的香港一定能恢復穩定。

從今年3月倫敦商業智庫Z/Yen集團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看，香港作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排名跌至第六位，紐約和倫敦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東京提升3位排名第三，上海也上升1位排名第四，新加坡排名第五，北京第七，深圳第十一。盡管香港的位置有所下降，新加坡一家金融網站援引香港一位金融業人士的話說，香港的“特殊性”是其他中國城市不能模仿的。香港仍是渣打銀行最大市場，是花旗集團的第四大市場。此外，新加坡媒體關注的是，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大金融中心還會繼續展開激烈競爭，包括瑞士信貸和瑞銀在內的全球私人銀行以及亞洲財富管理公司均在這兩個樞紐設有區域業務。

華盛頓大學奧林商學院高級講師大衛·梅耶去年10月在《南華早報》撰文，分析“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為何‘完美’安全且保險”。梅耶寫道：“盡管香港發生騷亂，但謹記，從紐約到倫敦和巴黎，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最重要金融中心都歷經騷亂。這些大都市不可避免地存在貧富懸殊現象：從收入極高的金融、商業和企業管理人士到大量底層服務業人員。即便如此，有四個原因使香港作為中國的‘全球資本之窗’和全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安全可靠：第一，無論面對何種挑戰，中國都絕不會讓香港的內部安全秩序徹底崩潰，將完全支持特區政府維護‘一國兩制’;第二，香港吸引了全球大量的企業家及金融家;第三，香港在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可替代，相比東京、悉尼和新加坡的金融業務只是分別側重于日本、澳大利亞和東南亞;第四，北京堅定支持香港作為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彭博社也比較幾個香港的競爭對手：悉尼對全球銀行家來說太遙遠，首爾、曼谷和吉隆坡是旅游的好去處，但它們的金融基礎設施規模太小，無法與香港媲美。

“可以說，香港金融體系已處于一種‘大而不能倒’的地位。”香港金融學者劉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香港回歸以來，經歷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機等一系列考驗，檢驗出香港金融體系的穩定和成熟。劉赟表示，上世紀90年代，歐美國家把產業逐漸轉移到香港，同時香港資本也立足中國內地。1997年香港回歸后，已具備足夠的能力和體量抗衡絕大多數風險。他認為，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第一梯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穩固，有多方面的原因：相對于內地的兩大證交所，港交所是一個重要補充;香港金融市場因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東南亞資本市場形成緊密聯系，內地雄厚的資本通過港股把信號傳遞給東南亞，東南亞資本也樂于到香港這一地區內最便利、開放和自由的城市投資;更重要的是，香港背靠內地，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就會提供儲備，幫助對抗投機者，而這一特點是全球其他金融中心沒有的。劉赟說：“如果日本、韓國、英國的金融市場遭到重大風險，將不會有其他力量為其兜底、救急。”

外國投資者看重的“金漆招牌”

金融服務業出身的倫敦人大衛·海格，上世紀80年代就去過香港，那時他對中國內地了解很少，認為“商機有限”。如今，海格把倫敦辦公室的一樓專門設計成會所，做著中國品牌的國際推廣業務。他常常邀請中國商業伙伴來分享他收藏的普洱茶。對于香港的金融地位有所下降，而上海、深圳等中國內地城市排名上升，海格認為：“很多中國城市絕對擁有吸引外資的文化和條件，這是中國在過去可以蓬勃發展的原因。”至于香港，海格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很多英國人和我一樣，都很喜歡香港，因為當地的國際商業氛圍、語言文化讓大家感到很適應。很多英國企業把香港當成進入中國市場的第一道門。”

德國海外商業聯盟AHK的數據顯示，香港約有700家德國公司，業務輻射亞太地區。德國《經濟周刊》去年11月2日刊登一篇題為“香港對德國公司來說太有吸引力了”的文章，分析了德國企業為什么喜歡香港，其中包括開放的創新環境、法制保障等。幾乎年年都要到香港的柏林中國問題學者夫羅里揚·盧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香港的金融地位是無法動搖的，其背后有中國內地市場的巨大優勢，也有歐美金融產業的身影。他認為，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香港回歸后的金融制度一直沒有變。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看來，香港仍是“放任自流資本主義的最佳典范”。

香港《南華早報》5月27日援引英國投資企業卡爾頓·詹姆斯集團首席執行官西蒙的話說：“涉港國安立法將阻止我對香港的投資嗎？不會!”顯然，對像西蒙這樣的全球投資者來說，他們很可能將繼續通過香港開展投資活動。據路透社報道，一家管理超過2000億美元資產的歐洲私人銀行資深銀行家表示，即使香港去年遭遇“修例風波”，有些客戶實施“B計劃”，但也沒有完全將資產移出香港。

《華盛頓郵報》近日也援引美國前貿易談判員杰夫·穆恩的話說，盡管有企業近年來將地區總部搬離香港，但全球大企業不太可能很快放棄香港，因為“離開中國完全不是一個選項”，它們仍有意留在香港，進而服務于已在汽車、電影和計算機等行業成為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中國內地市場。在《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香港從1995年至2019年一直保持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頭銜。

瑞士人安德龍來中國已有25年，其間還在香港工作居住3年，主要從事貿易、咨詢和并購業務。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涉港國安立法不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公司的業務也不會受到該法律的任何影響。安德龍說：“中國政府一貫恪守關于資本和投資保護的承諾，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持續不斷的資本直接流入內地或通過香港渠道流入內地的原因。外籍人士和外國公司最不愿看到香港社會動蕩，不愿離開香港，畢竟他們也是香港城市發展的驅動力，一起塑造了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據香港《信報》5月28日報道，當國際社會擔心“香港能否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港交所本周三公布與國際指數公司明晟(MSCI)簽訂協議，獲授權未來十年在香港推出一系列MSCI亞洲和新興市場指數期貨及期權產品。相關評論說：“這無疑是一場及時雨，反映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無可替代，依舊是匯聚國際資金的理想市場，各方應珍惜和呵護這得來不易的金漆招牌。”《明報》也刊文說，“中美過招有虛有實，香港不能自亂陣腳”，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取決于內外不同因素，既有內地改革開放等客觀條件，亦牽涉信心等主觀元素。美國現在打“香港牌”來遏制中國，也有心理戰的操作，“香港要有應對各種風浪的準備”。

削弱東方之珠，對美國沒什么好處

目前在港美企超過1300家，近8.5萬美國人在香港生活。美國商會香港主席羅伯特·格里夫斯在一份聲明中說：“如果削弱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作用的基礎，沒有人會從中受益。”

美國《外交學人》雜志網站2019年5月刊文稱，香港是美國第19大貿易伙伴、美國貿易順差的最大單一貢獻者，也是美企在亞洲的主要商業運營基地之一，分別有290家企業將地區總部、434家企業將地區辦事處設在香港。“美國在香港的利益何在？香港是美國抗衡中國的哨所？還是經濟和金融橋梁或窗口？”文章提出這樣的問題，并提醒說：“美國對香港的強硬政策或許不符合包括美方在內的各方利益。讓香港保持‘東方之珠’的屬性而非華盛頓對抗中國的前線才最符合香港和美國的利益。”

在《美國-香港政策法》中，美國承認香港為“獨立關稅區”，這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相關條約中所規定的。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若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美港之間優惠稅率可能取消，將威脅到每年670億美元的雙邊貨品和服務貿易額，而且，2019年美國雙邊商品貿易的最大順差是來自香港，高達261億美元;由于香港是轉口港，2018年，香港是美國的第三大酒類出口市場，第四大牛肉出口市場，第七大農產品出口市場。

香港經濟學家、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28日對《環球時報》表示，如果美國單方面取消承認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確實會對香港的經貿市場帶來實質沖擊。但從數據上看，香港輸美產品總額每年僅約5億美元，對外貿易并不主要倚賴美國。反觀美國，其對香港貿易順差在過去10年間累計達2970億美元，僅2018年已超300億美元。因此，美國政府若采取該措施，最受重創的反而是自己的出口產品。梁海明說，美國政府若嚴厲制裁香港，不但會令包括美企在內的西方企業放棄香港市場未來的豐厚回報，甚至過去在香港的投資也會化為烏有。而且，這些金融機構未來也將錯失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美國企業、華爾街的商界、金融大鱷們恐怕不會為了美國政府的政治決定和特朗普個人的選舉算盤而損害自身的巨額商業利益。

劉赟也強調說，香港金融制度的最大特點是保障信息的充分、完備與透明。當下受疫情影響，美國、英國、歐盟都存在巨大風險，放眼全世界，香港是受疫情影響最小的國際金融中心。資本需要流動，而此時香港是最佳選擇。即使美國出臺明確的法律規定，約束美國企業來香港投資或經營，但由于資本的逐利性，美企依然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